“我特別注意空氣。”自言出門必戴口罩的全國政協無黨派人士界委員王執禮表示，政府應努力改善空氣質量，幫助百姓“把口罩摘下來”。

　　這位曾在去年全國“兩會”提議《千方百計降低PM2.5濃度》的著名內分泌科教授，向本次“兩會”再次遞交了題為《治理空氣污染體現科學立法》的提案。

　　在他看來，解決PM2.5等空氣污染問題，最根本的途徑是立法，要把治理PM2.5作為考核、評估領導干部政績的標準之一，讓各級政府對老百姓健康問題產生敬畏。

　　“我曾常年在英國居住，對英國和歐洲的污染嚴重程度、帶來的可怕后果以及以后改進的情況有比較深刻的了解。”這位曾旅居英國十余載的歸國學者在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說。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通過《空氣清潔法》的國家。”他以1952年“倫敦毒霧事件”為例說，這部《空氣清潔法》是以12000人因空氣污染而喪生的代價才產生的，也使倫敦最終摘掉了“霧都”的帽子，并將空氣質量保持在國際先進水平行列。

　　王執禮指出，PM2.5的危害性在于它有即時性、長期性、后遺性“三重損傷”：即時性損傷是指能夠誘發氣管炎、哮喘導致老人得肺炎;長期慢性損傷，是指具有累加作用，輕則導致肺氣腫、肺心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后遺性損傷是指會引起肺癌，甚至可以通過基因遺傳后代，影響幾代人的健康。

　　王執禮援引統計數據指出，目前，倫敦PM2.5年平均值維持在30-40ug/m3之間，好的地區只有15-20ug/m3;而中國很多城市如首都北京在今年1月份只有五個較好天氣，PM2.5平均在250-500ug/m3左右，甚至在2013年1月14日高達993ug/m3，出現“爆表”現象。

　　他說：“我國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長期被嚴重的空氣污染籠罩著，除了以上的健康因素，還在國際上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甚至成為很多國外人茶余飯后諷刺的材料，這與我國迅速崛起的充滿正能量的大國形象和地位極不相稱。”

　　王執禮指出，為了人民的健康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政府必須要用“加大力度”的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一定要有所作為，所以要盡快推動《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拿出一部即科學又完善有力的法律。

　　他說，人民應能從法律上監督城市的管理者，上級領導部門也能將此列為考核干部的重要標準之一，如將大氣污染物總量控制、環境質量改善的情況與考核結果掛鉤，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監督管理、績效評定的重要依據，嚴格實行大氣污染行政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

　　“甚至公眾可對政府和個別人群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的違法、失職行為并造成重大傷害事件的提起訴訟，使法院也成為保護大氣環境的一道屏障，以加強政府的責任要求。”王執禮說。

　　他同時表示，空氣污染治理需要多屆政府付出長期努力，這就意味著絕不能把治理大氣污染的重任寄托在個別運動式執法、個別行政決策者的短時間熱情上，而是要通過法律的持續性來保障此項工作，這樣才能最終取得和達到符合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水平的標準。

　　“如果一定要給PM2.5取一個中文名字，我想應該稱作‘有毒微顆粒’。”面對當下網絡上為PM2.5取中文名字的熱潮，王執禮直言，知識分子應該有良心、實事求是，“我不建議改為‘細微顆粒’，一定要把毒性體現出來，向社會發出警覺信號”。

　　“‘非典’事件值得我們借鑒——既不要擴大，也不要掩蓋：擴大容易造成恐慌，掩蓋會喪失早期預防、采取措施的寶貴時機。”王執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