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有關部門發布的科技工作的一些統計報告，若干數據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事關我國科研工作的結構即研究與試驗發展(研發)工作的結構，同我國今后研發系統的健康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發展有重要關系，于是想提出來作一點討論。

　　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地認識到科學、工程學和技術的進步對國家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認識到研發布局和經費投入對經濟發展不僅具有長期效益，而且對近期甚至當前經濟競爭都具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對研發系統和研發工作結構各要素的統計分析研究備受重視，近年來研發和創新的關系也日益受到關注。發達國家的研發強度(研發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各類研發活動的投資強度及其相互關系等有關要素，是在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內在規律、科學技術與市場的互動以及政府的調控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發展的。后發國家常常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規律，從本國國情出發來發展自己的研發系統。由于研發對于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人們漸漸把研發強度和各類研發工作比例等作為比較和衡量一個國家研發系統狀況的關鍵指標，甚至作為分析創新能力的基礎。

　　我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最近十多年以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國際所矚目，研發強度于2013年首次突破2%，研發總投入居世界七強(美、中、日、德、韓、法、英)第二。但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我們關注。

　　首先是基礎與應用研究占比再創新低。在我國研發總投入每年大幅增長的同時，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總經費也有大幅增加，但它們在研發總投入中的占比卻多年來持續下降，同國際上形成鮮明對照。

　　1998~2006年期間，我國基礎研究占比在5.2%~6.0%間徘徊，2007年起降至4.7%左右至今(2013年，發布統計結果通常晚一年)。應用研究占比在1998~2004年間平均20%，隨后兩年下跌至17%，新一輪下滑以2007年的13.3%開始，直至2013年的新低10.7%，這給人的印象很是強烈。我國研發強度的新紀錄相當于美國上世紀50年代中期水平，同美日韓比較目前基礎研究占比是其26%~38%，應用研究占比是其50%~56%。在成功的前進中看到我們的短板。

　　其次是企業研發的“研”繼續走向低谷。企業在全國研發總投入中所占比例2000年前低于50%，本世紀起一路上升直到2013年的74.6%。我國研發強度從2000年的1%上升到目前的2%，不能不說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企業的投入主要用于其自身的研發工作，少量用于同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而政府也撥部分經費給企業，國內外情況相似。企業2013年實際使用的研發經費占全國76.6%，其研發工作的結構是基礎研究占0.1%，應用研究占2.7%(基礎和應用研究合占2.8%)，試驗發展占97.1%。據有關統計，2004~2006年期間我國企業研發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合占10.8%~8.4%，自2008年開始降到3%以下。手邊有國外資料可比較的是美國，其2011年企業研發中基礎研究占4.4%，應用研究占16%，其余為試驗發展。不難看出兩國差別不小。

　　各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入在全國研發總投入中都占比很高，因而企業各類研發工作投入經折算成全國同類研發工作中所占比例會明顯放大。折算結果，我國2013年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占全國同類研究投入的1.7%，應用研究投入占到20%;而美國2011年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占全國同類研究投入的21.1%，應用研究投入占到57.3%。兩國的差別更為醒目。

　　單從研發投入數據，看不出我國存在的“科技經濟兩張皮”或“科研與經濟脫節”問題，因為無論全國研發總投入還是企業研發總投入中試驗發展工作投入都占絕對主導地位，分別為86.2%和97.1%，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而試驗發展工作是科學技術研發同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緊密最直接的工作。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和應用研究投入(合計占研發總投入的15.4%)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對“兩張皮”和“脫節”問題顯然還要做深層次的分析，才能對癥下藥。

　　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大幅增長，基礎研究經費也大幅增長，這是有目共睹的。2005年研發總經費2450億元，2013年11847億元是2005年的4.8倍，這是世界上難見的高速度。那么為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占比卻一路下滑?因為缺乏有關數據資料，對其中的緣由個人難以說清，只能做些推測。

　　一個原因可能是某種引導的結果，企業大幅加大研發的試驗發展投入，這是第一大研發部門因而對全國研發結構產生影響;政府研究機構也加大試驗發展的投入，其占比從2005年的54.3%增加到2013年的58%，這是研發支出第二大部門也有相當影響;高等院校在同一時期占比則從2005年的25%降到2013年的12.6%，雖然是我國的第三大研發系統，但其總研發支出遠小于前兩個部門，因此其變化對整個研發結構影響不顯著。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財政的投入有所不足，從有關資料看，我國研發總投入中的政府投入(2013年國家財政科學技術支出6184.9億元，其中投入科研和發展工作2500.6億元，這是兩個概念)占比從2005年的26.3%降至2013年的21.1%(政府財政投入2013年2501億元是2005年644億元的3.9倍，增幅也很大，但低于研發全國總投入增幅)，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主要依賴政府財政撥款。手邊僅有美國2011年數據可資比較，其政府投入占全國研發總投入的29.6%。

　　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在我國長期以來屢屢是科技界的熱點問題，全國兩會也不乏改善的呼聲，因為基礎研究關系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根本。可以認為1982年中央決策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使得基礎研究在我國政府開始有了正式管理的資助機構和渠道，因為我們難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上世紀70年代初期還得批示別把開展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建議當作“浮云”。今天我國科學研究在國際上受到令國人興奮的關注和重視及其一定的影響力，是在度過了上世紀80~90年代人才斷層的困境后取得的，教育事業和國家科學基金的發展以及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培養了幾乎是整整一代新人(還有海歸)成為我國當今科研的主力，這才使我們有了今天的底氣。

　　過去很少提加強應用研究，從目前實際情況看已不能不為此大聲疾呼了。國外企業界不僅把應用研究看作是為了特定的、公認的需求去獲取新知識，而且要通過研究去發現同產品、過程、服務等特定商業目的有關的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這同企業的創新發展息息相關。據美國國家基金會分析，該國企業界樂于向基礎研究投資是基于有助于培養人才，吸引和留住杰出人才，吸引外界的知識以及加強創新能力等多方面的考慮，我們需要這樣寬闊的眼光。我全國研發人員總數2013年為353.3萬人，企業占77.6%為274萬人，這支生力軍如進一步適當加強關注應用研究，也許大大有助于解決常常議論的把某些產業從大做強的目標。當然，企業研發如何安排各類研發活動要由企業按照自身的發展戰略來自主決策。

　　當今，我們正處于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階段，科學和技術的創新更受到廣泛期待，首先要為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多作貢獻，又要為全人類的知識寶庫增添中國人的智慧結晶。為此，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很緊迫的使命。

　　研發工作包含了多種類型的科學技術活動，其產出也是多元化的，有的是新的技術、材料、裝置、系統、方法、設計、原型和過程，有的是傳播交流新的理論、觀點和發現的論文，因此對研發工作要實行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和分類評價，一刀切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基礎研究和一部分應用研究產出主要表現為論文，另一部分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工作的產出則主要不在于發表論文。有時對教學、科研和研發人員業績評價標準的爭論是沒有顧及科研和教學活動的多元性，導致挫傷人員的積極性。我也想強調，2013年我國以基礎和應用研究為主發表23萬余篇SCI論文位居世界第二，這是可喜的成績;如果停留在1998年的不足2萬篇排名第十二，我們將情何以堪!

　　屏蔽此推廣內容　　我們還不是科學技術強國，通過基礎和應用研究夯實我國的科學基礎至關重要，從國際評估組對我國某些重點領域的評估總是強調其不如人意的原因為缺乏高端人才和缺乏基礎研究，這就反映了我們的問題所在，而高端人才不能引進就也得通過基礎研究來造就。談到同國際的差距，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也許可以說是我們的心結，雖不要盲目將其視為衡量科學和技術發展水準的唯一重要標志，卻也決不是不屑一顧的事實，它一定程度上同國家的科學積累和長期傳統有關。試看原先同清朝后期一樣落后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后80年左右的發展出現第一個本土諾貝爾獎得主，到100年左右開始出現較多諾獎得主直至當今的較為密集的態勢，這說明即使近代科學發展原本比歐美遠遠滯后的國家，穩定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數十年就能有所突破。按理我國從現在起到“第一個百年”的前后有望實現諾獎的突破，當前已有類似量級的工作開始出現;而到“第二個百年”前后會有更多突破應該不是奢望。

　　突破不是坐等來的，我們要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上再使把勁為實現突破鋪平前進的道路，目前科技界的共識是奮力提高我國科研的普遍質量水平是當務之急，高科學價值和高技術價值的科技成果必然帶來高的國際影響力。而現今當我國奮力推進經濟轉型走向高端之際應積極重視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開拓高端創新的源泉，這一觀念的轉變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變革性意義。進一步加強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投入，并把發展和加強基礎研究作為國家需求，鼓勵科學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去探索求得新知識新發現新理論新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