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指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我國已經明確的有七大領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

　　當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那么，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哪些特點?我國發展的實際狀況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面臨的障礙如何突破?――編者

　　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很小，尚處在萌芽階段

　　前有發達國家領跑、后有其他發展中國家追趕，形勢逼人

　　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尚存在三大制約，需要從三方面創新

　　尚在萌芽階段：發展速度較快，總體占比很小

　　“回顧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史就不難發現，它既是黨中央、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挑戰的應急之舉，更是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之策。”馮飛開門見山。

　　截止到去年底，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在4%左右。我國的發展目標是，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力爭達到15%左右。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中，目前進展較快而且已進入規模化的是新能源產業。到2010年我國累計風電裝機總量已達到4182.7萬千瓦，首次超過美國，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國光伏電池產量達到8000兆瓦，約占全球總產量一半，居世界首位。

　　馮飛指出，新能源雖然數量發展較快，但實際應用的占比很小。到去年年底，非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總量的比例是8.3%，但除去水能和核能，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只占1%左右。雖然我國的光伏電池產量全球第一，但90%以上出口到了國外。

　　從世界范圍內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歷幾十年的技術積累。比如生物技術，起步于上世紀80年代，2000年之后進入成長階段，可能要到2035年前后，才會進入到成熟期。

　　總而言之，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尚處在萌芽階段。

　　形勢逼人：前有發達國家領跑，后有其他發展中國家追趕

　　馮飛指出，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發達國家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都在加快布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即國際上所說的新興產業(英語為emergentindustry)。

　　他說，美國在今年最新版的《國家創新戰略》中提出，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納米技術等六個新興產業，歐盟在2009年出臺了《2020智慧可持續包容增長戰略》，也明確了類似的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日本在其《2020邁向光輝日本新增長戰略》中，也提出類似的產業發展重點和技術目標。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兩大軟肋。”馮飛指出，一是核心技術掌握不足。拿規模最大的新能源來說，風電技術正處在消化吸收到自主創新的過渡期，太陽能發電基本上是靠引進技術和設備。二是單個企業的實力弱小，包括技術和規模都是如此。我國整個醫藥產業的研發投入加起來，還不敵美國的輝瑞公司。

　　據馮飛介紹，其他幾個新興經濟體，也在加快推進新興產業。其中，巴西把生物燃料、生物柴油作為重點，印度提出要發展信息、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都是雄心勃勃、力度很大。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我國應對國際挑戰、搶占技術經濟制高點的需要，更是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舉措。”馮飛說，傳統產業往哪兒轉?經濟結構調什么?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什么?“解決好這些問題，都離不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

　　馮飛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依靠巨大的國內市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寬松的出口環境，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些優勢今后將逐漸削弱，必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漲，舊的比較優勢明顯削弱，如果形不成新的比較優勢，就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目前世界正處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前夜，機遇稍縱即逝，不進則退，形勢逼人。”馮飛指出，現在前有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領跑，后有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追趕。“中國夾在中間，如果不抓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形不成新的比較優勢，就有可能出現升級受阻的‘夾生飯’現象。”

　　面臨三大制約：核心技術掌握不足，市場推廣不暢，體制機制不適應

　　馮飛認為，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面臨三方面的制約。

　　一是核心技術掌握不足，很多技術依賴國外。比如95%的數控技術、84%的高性能集成電路等，還依賴進口。

　　二是市場推廣不暢。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市場導入期，都面臨市場化瓶頸。這是由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特點決定的：一是產品成本高，像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是常規火電的3―4倍;二是對服務設施要求高，比如新能源汽車如果沒有相應的充電設施，有了車也跑不起來;三是市場信任瓶頸，即國產的新東西出來后，消費者不信任。

　　三是現有的體制機制不適應新興產業，而且體制性碰撞大于傳統產業。

　　“最大的問題是市場準入。”馮飛說，長期以來我們采取以“控”為主的政策導向，都是按照經濟規模來控制。而在新興產業崛起過程中，科技型中小企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它們是名副其實的創新源。美國有一個統計，70%左右的技術創新來自中小企業，大企業多采取“擁抱戰略”，整體收購那些有創新技術、產品的小企業。以“控”為主的準入機制，十分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

　　必須突出三大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實際上是兩大探索：一是探索新的產業發展方式，即建立在技術體系基礎之上的新產業，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靠‘拿來主義’，以市場換技術;二是探索新的政府管理方式。”馮飛說，后者的重要性不亞于前者，只有兩個輪子一起轉，才能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順利成長。

　　因此，他認為，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突出三個創新：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

　　首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離不開新的技術體系。而在技術創新中，最重要的是企業的主體地位。日本50%左右的專利來自企業，美國是30%左右，我國只有10%左右，其余來自研究機構、高校等。這說明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還很薄弱。

　　如何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馮飛認為，政府應從三方面入手――

　　一是抓創新的基礎設施。除了支持具體項目，政府的研發資金還應有一塊，用于企業的創新設施建設，如實驗設備、測試設備等等。這些工程化創新平臺是面向整個行業的、開放式的，而且應該是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

　　第二是抓創新組織。我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一直沒有根本解決。從國際上看，成功的創新組織應該是產業創新聯盟。1978年，日本由5個半導體公司組成大規模集成電路創新聯盟，結果1985年就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后來美國人急了，就學日本，在1987年成立了一個由半導體集成電路企業和國家實驗室、大學在內的半導體技術制造公司，幾年之后奪回了霸主地位。

　　相比之下，我國成立產業創新聯盟就更有必要。目前國內涌現出許多創新聯盟，但總體效果不如人意。聯盟所要解決的，是共性技術，其關鍵因素在于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

　　政府支持還包括在采購中優先購買創新產品，特別是首臺套產品，以打破市場瓶頸、鼓勵企業研發。

　　其次是商業模式創新。一定程度上，商業模式的創新決定著新技術和新服務的引入速度和市場化的推廣速度。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很多領域都面臨商業模式創新的問題，比如物聯網需要一個用戶和企業雙贏的模式，節能環保服務業需要合同能源管理這樣的商業模式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創新，這一點政府和企業還沒有認識到位。政府要在政策層面上對商業模式創新給予支持，在管理上應放松管制，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壟斷，開放市場;同時，對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業態，采取包括降稅在內的政策支持。

　　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首先要重構監管制度。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創新為導向的，要適應其發展，監管制度的重構非常重要。現行的監管制度是經濟監管多而強，社會監管少而弱。因此，一方面要放松經濟性管制，把準入的導向從注重經濟規模轉為激勵創新上來，扶持新興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以能源資源效率、環境保護、生產和產品安全三方面為準入條件，加強社會性監管。同時，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目前的監管是重前置性審批，甚至用前置性審批來替代事中和事后監管，前置性審批很嚴很嚴，一旦通過后就沒人管了。前置性審批主要是看經濟性，應該把經濟性這塊放松，社會性要求提高，構建起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過程的社會性監管新體制。這種體制是以創新為導向、注重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馮飛指出，體制機制創新的第二個內容，是重點領域和關鍵行業的改革。第一，是三網融合方面，要盡快解決目前多頭管理、相互掣肘的問題。第二，加快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推動節能環保產業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第三，環境監管和環境稅費政策的改革。第四，在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方面，要加快審批制度、定價制度和招投標制度的改革。

　　“在近現代發展史上，中國曾與前幾次科技革命擦肩而過，十分可惜。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次機遇，中國很難得碰到了、趕上了，而且有能力抓住。”馮飛說，如果做得好，戰略性新興產業會成為我們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搶占國際經濟技術制高點的有力抓手。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是全新的產業發展方式變革，更是一個系統性的管理變革，很難立竿見影、立見成效。”馮飛強調說，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既要保持熱情，還要有耐心，做好長遠打算;同時，政策要保持連續性，不能猛踩油門、猛踩剎車、猛轉方向。